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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套 移 民

 

河套史話                  
 河 套 移 民
                     郎明生
    河套沃野千里,水草豐美,土地膏腴,自古以來就是北方勞動人民傳統的遷居地之一。
 一、古代“移民實邊”
    內地向河套的移民活動最初始于戰國時期。公元前300年,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勢力擴展到陰山河套一帶。為鞏固和開發這片疆域,趙國在此置九原縣(治所在烏拉特前旗三頂賬房),并組織本國百姓遷往這里墾殖,從此拉開了“移民實邊”的序幕。
繼趙武靈王之后,秦漢王朝亦十分重視“移民實邊”,并將其作為基本國策之一。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命將軍蒙恬率大軍三十萬攻擊匈奴,取河南地(今后套及鄂爾多斯北部),設三十四縣,其后在這里在設立九原郡。次年,秦軍渡河(烏加河)攻取高闕(臨河北)、陽山(狼山)、北假(陰山與烏拉山之間),筑亭障,隨后大規模修筑長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又發“罪人”前往服役,終將燕、趙、秦長城連接起來,構成“萬里長城”。公元前211年(秦始皇三十六年),“拜爵一級”,又遷內地居民三萬家充實九原。
關于秦代在河套地區的移民墾殖,史籍記載不多。若從當時號稱“新秦中”(秦中,關中地區),以及一次移民“三萬家”的情形推測,當時九原郡的人口不在少數。
漢文帝時,晁錯諫言:“今遠方士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使遠方無屯戍之事”[1]。意思是說內地距邊疆千里之遙,軍隊換防和糧秣轉運十分不便,采取移民到邊疆安家落戶則可解決這些困難。文帝采納了晁錯的建議,遂向北部邊疆移民。因是初試,談不上規模。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武帝遣將軍衛青出云中至隴西,擊潰匈奴附庸婁煩王和白羊王,奪取河南地,并在這里建立朔方郡和五原郡。此時,謀臣主父偃諫言說:“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曹,廣中國”[2]。是說陰山河套富足肥饒,戰略位置十分重要,蒙恬曾依賴長城與北河(黃河)成功抵御匈奴。經營好這塊地方,一則可省去內地向邊疆千里迢迢調兵和運糧的麻煩,二則可鞏固邊防和拓展疆域。武帝采納主父偃之諫,并“先為屋宇,具田器”(先行蓋房、配置農具),募民十萬口徙居這里。然后又于公元前112年(元狩元年),“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公元前120年(元狩三年),“山東被水災,居民多饑乏……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萬口。”公元前116年至111年(元鼎元年至六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經過上述大規模移民屯墾,朔方、五原“徙民日眾,墾殖大盛”,出現了“人民熾盛,牛馬布野”的繁盛局面。時朔方郡領縣十,有戶34338,人136,628;五原郡領縣十六,人231,328[3]。
東漢,漠北的烏桓、羌、鮮卑等游牧民族紛紛進入河套,部分北匈奴人也于此時南下投漢。 “公元83年,北匈奴3.8萬人,率馬2萬匹、牛羊10余萬頭至五原塞歸附了漢朝。公元87年,又有北匈奴58個部落20萬人,至朔方、五原、云中、北地等地附漢。”[4]此時,包括朔方、五原在內的北方邊郡人口“竟從原來的四、五萬人增加到二十三萬七千余人。”[5]
三國時,曹操說:“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6]據此,大力推行屯田制,五原(轄河套)即是重點屯田地之一。北魏統一北方前后,拓跋珪曾于登國九年(394年)在河北五原(河套)到稒陽(固陽)一帶屯田?!段簳?middot;太祖紀》“帝北巡,使東平公元儀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稒陽塞外。”說的正是此事。同時將每年屯田所得按比例分給屯田人,大得人心。而且“從拓跋珪到拓跋燾三世中,魏將遼西、河北、山東、關中、關西人口遷至沿邊從事農墾的,總數不下五六十萬戶”。[7]從曹魏舉國屯田和北魏動輒移民“五六十萬戶”的情形推測,以上兩代移墾河套的人口已初具規模。
隋初,文帝于開皇三年(583年)置豐州(隋煬帝初廢豐州,改置五原郡,治所在今五原縣境內),轄今后套及鄂爾多斯北部。是年,文帝“命朔方總管趙仲卿于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8]時五原郡所轄九原、永豐、安化三縣共有戶2330[9]。
唐貞觀二十三年(649年),置豐州,“領九原、永豐二縣及天德軍、西受降城、中受降城,轄有今河套地區及土默特平原。”[10]為解決駐軍口糧和民食,開始移民屯田?!缎绿茣?middot;地理志》載:“豐州九原郡開鑿有陵陽渠,建中三年(782年)浚以灌田”。此后,豐州刺史李景略“鑿咸應、永清二渠,灌田數百頃”。 時“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凡六百里,列柵二十,墾田三百八十余頃,歲收粟二十萬石。”[11]說明河套至土默特川千里墾區已初具規模?!逗犹字尽罚惵闹校┹d:“豐州屯田安師德、唐休景、李景略最有名。咸應、永清、陵陽三渠,灌田數百頃至四千八百頃之多,歲收谷四十余萬斛。邊防永賴,士馬飽騰,自來經營塞北,未能與之競也。”其繁榮局面躍然紙上。其時,豐州已有戶2813,人口9641[12]。
唐之后的數百年間,塞北為黨項或蒙古人駐牧,移墾中斷。
    二、清代移民
清代,長城內外均統一在清王朝的版圖內,客觀給人口流動創造了條件。“由于種種客觀原因,從清初開始,內地漢族人民便開始越過長城,深入大漠,進行移民墾殖,由此在河套地區,在內蒙整個地區,都出現了一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浪潮,并呈現出規模大、人數多、時間長、影響大的新的時代特點。”[13]尤其是清中葉以來,隨著各省移民的紛紛涌入,河套地區的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清代移民河套活動主要分為兩個時期。
(一)清初至同治時期
清康雍時期,晉、陜貧苦農民迫于生計,“雁行”(春種秋歸)來到河套支流河岔間開荒種地。時日一久或略置產業,有人即長期留了下來,成為河套近代史上的早期移民。由于當時河套尚未穿渠引水,墾種“隨波逐流”,收成多無把握,加之蒙地禁墾,清早期移民河套者可謂寥寥。
乾隆初年,嫁到阿拉善王爺府的清廷公主“欲治菜園”。三道河廳(磴口縣境內)以開“菜園”名義劃出荒地數十頃,招募內地一批漢人施以試種,大獲其利。受其影響,晉人楊氏也借開菜園地而攜眾入套墾荒300余頃。于是前來墾種的漢民接踵而至,從此開了套西地區移民墾殖的先河。
乾隆中期,陜、甘、寧等籍漁民常來河套捕魚。他們見這里土脈豐腴,河流如織,遂在近河處利用“桔槔”(吊桿)取水試行種植,結果獲利不菲。此后,來此拓荒者絡繹不絕,并吸引各地商人前來投資開發,從而在河套大地上出現了一批具有特殊背景的開發者——地商。地商的產生,揭開了河套水利開發的序幕。尤其是曾沿陰山流淌的北河(黃河干流)湮塞后,“后套平野面積驟廣”,晉陜北部的貧苦農民紛紛來到套西地區租墾土地。如《綏遠河套治要》(周晉熙)所說:“自河(北河)南徙以后,地愈廣衍,山陜人民爭趨佃種。”《清史稿·剛毅列傳》也說:“康熙以前,河(黃河)行北道,并無水利。自改行南道,蒙古始令素以交易之商租種分佃,即就黃河沖刷低洼處所,因利乘便,修成渠道。”常與蒙人做生意的商人也于此時“就河引灌”,雇傭大批流民租墾蒙地種植蔬菜、莊禾,大受其益。如《清史稿·列傳藩部烏拉特》載:“清乾隆三十年,烏拉特部最先墾殖,將沿河牧地私租墾種。”
道光五年(1825年),陜西府谷商人甄玉、魏羊經營的“永盛興”和“錦永和”商號聯合,共同出資招募流民在纏金(今臨河境內)一帶開挖了一條長50里,寬一丈的輸水干渠——纏金渠。這是河套境內開挖最早的人工渠。纏金渠的誕生,在周邊地區產生了巨大影響,入套民眾日益增多,并很快在纏金一帶形成以48個商號為中心的大批村落。至咸豐,纏金渠又延長至140里,口闊達五丈,“每年灌地三四千頃,收糧數十萬石。”[14]繼纏金渠(今黃濟渠)之后,又陸續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鑿通120里長、可灌田4千頃的塔布渠;咸豐七年(1857年)鑿通130里長的長勝渠;咸豐十一年(1861年)開浚130里長的剛濟渠;同治十年(1869年)鑿通80里長的通濟渠。至此后,口內民眾蜂擁入套,河套開始出現星星點點的村戶。
道光八年(1828年),清廷下特旨:“開放纏金,招商耕種。達賴(達拉特旗)、杭蓋(杭錦旗)亦將河套節次開墾”[15]。清廷下詔逐步開放河套境內的蒙地,打破了長期以來的禁墾政策,并使移民墾殖變得公開合法。如《綏遠通志稿》中說:“清康雍而后私墾弛禁,佃農漸多,開人民自移之路。”
同治年間,回族首領馬化龍于金積堡(寧夏)舉事反清,“其部千余名,由西山嘴迤西搶入后套”[16],清軍提督金運昌率部前往進剿。同治七年(1868年),“凱旋大軍就食永濟渠(纏金渠)”,“凡三年,悉索糧賦,搜刮殆盡”。纏金渠亦由“泱泱巨瀾變為涓涓細流矣”[17]。 此時,纏金一帶首次出現人口大批外流。
    (二)光緒、宣統時期
光緒年間,外強入侵,“拳匪倡亂”,邊疆日緊,處于風雨飄搖中的清王朝已無暇顧及諸如流民之類的事情,以致“開人民自移之路”。此時,晉陜甘等省貧困人口便借此機會遷入偏安一隅的河套。
為改變財政日絀的困窘,套內蒙古王公也開始向地商或流民出租土地,靠地租收入維持王府龐大的開支。地商便乘機包租大片土地從中牟利,同時招募大批流民修渠墾地。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以“晉邊蒙旗墾務,上為國家恢拓利源,下為蒙藩疏浚生計”[18]為由,全面開放山西口外的蒙地。并任命理藩院尚書銜兵部左侍郎貽谷為蒙旗墾務督辦大臣,到內蒙古西北地區督辦墾務。一時間,放墾成風,“口內貧民,接踵而來,遂到后套一帶,筑室耕田,儼同內地”“愈聚愈眾,開渠墾地,幾同秦晉” [19]。此時移民隊伍中,除秦、晉籍外,又增加了直、魯、豫、甘、皖等省人。
到清末,河套境內八大干渠相繼鑿通,“渠到之處,農民咸集,爭相耕種,收獲之多,無出其右,故不數年而河套盡辟,農村日增,河套之名,于以更盛。”[20]鄂爾多斯、阿拉善、以及外蒙等對糧食的需求又極大地刺激了這里的農業發展,加之外地勞動力源源不斷的輸入,終于將這里辟為“黃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塞外糧倉。時大清王朝末日將臨,衰弱不堪,而河套卻阡陌縱橫、雞犬相聞,實為當初所始料不及。
光緒九年(1883年),天主教在河套境內(磴口三盛公)設立西南蒙古教區主教府,并收買王公,開發土地,發展教民。庚子賠款,河套西部東西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的土地盡歸教會,一時間,河套西部教堂林立,鐘聲不絕。教會乘此機會組織力量大興墾殖,吸引移民加入教會和租種土地。
自清中葉以來,河套“賴以渠水澆灌,人有積糧,無乏食逃亡者” [21]。遇到災荒,河套周邊地區的災民往往逃向這里。如:光緒十八年(1892年),“河曲歲歉”, “難民來者糜集,即就集于今隆興長南四大股廟一地論之,為數已有四萬五千之眾,其他流徙各地者,尚不能盡數。”[22]可見河套移民成分中不乏大量流入的災民,尤其在多災多難的舊中國。
到清末,河套已是“晉秦燕豫貧民爭趨之,日操備插者常數萬人,歲獲粱谷至巨萬,饋送口內不可勝計。茫?;囊?,至是乃村落云屯,富庶過于府縣。”[23]隨著河套人口的增長,清廷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設置五原廳,專門管理達拉特旗、杭錦旗、烏拉特前、中、后三公旗轄境內的漢族村落。時五原廳所屬河套地區已有正式注冊人口5970戶,3.43萬人[24]。
三、民國時期移民
 民國時期,內地貧民仍沿清末“走西口”的軌跡不斷流入河套。尤其是災年,逃荒入套者則更多。據《巴彥淖爾盟志》記載:“民國十八年(1929年),春夏滴雨未落,禾皆枯死。其時,包頭、固陽、薩縣、武川各縣災民均逃入套內分食,五原逃入災民6167人;臨河62887人;大佘太74149人。”是年,五原縣、臨河縣、安北設置局“有戶1.9萬,人(注冊人口) 10.51萬口”[25]。
    民國九年(1920年)始,河套地區開始出現有組織的移民活動。先是湖南人郭泉組織的“湘民移墾西北合作社”,繼而是山東人黃樂德組織的“膠東移墾社”。兩次移民規模都不大,在河套未產生多大影響。
民國十四年(1925年),山東人王鴻一組織山東移民計700余戶1500余人(另說1080人)來臨河新華和狼山墾殖。入套移民分駐八村,名曰仁、義、禮、智、孝、悌、忠、信,均冠以魯字 [26]。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時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的閻錫山以御侮實邊、屯墾西北的名義,設立了綏遠省墾殖聯合辦事處,并組織3個師墾隊、3個軍官墾殖隊和27個墾殖連共4000余人進入河套進行軍墾。直到綏遠和平解放,才結束了歷時18年的軍墾活動[27]。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夏,河北人段繩武發起組織“河北省移民協會”(民辦官助),組織冀、魯、豫黃河決口受淹災民向河套移民。自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冬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夏,該協會共組織了4次移民,總計330余戶,1100多人。開支安置費達9萬多元。并在五原建立了“河北第一新村”、“河北第二新村” [28]。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國民黨中央政府實業部長朱霽青在河套境內的安北縣成立安北和碩公中墾區,綏遠省政府撥地4萬畝用來安置由東北等地遷來的一千多墾民。
自民國十四年(1925年)始,河套境內就又多了駐軍人口。是年,馮玉祥國民軍第八混成旅石友三部駐防五原。次年9月,馮玉祥在五原通電誓師北伐,數萬大軍云集河套,不久南下“援陜”。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春,孫殿英率部(號稱10萬)經由河套赴青海屯墾,在寧夏與馬鴻逵發生沖突。孫軍戰敗,潰兵大部退入河套。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5月,傅作義率部由山西進入河套,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部、綏遠省臨時省政府相繼在五原、陜壩成立。除35軍以及后來擴編的暫3軍和騎4軍外,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部戰斗序列還包括:馬秉仁的綏遠游擊軍;安華亭的新5旅;王子修的新6旅;井得泉的新騎3師;石玉山的新騎4師;門炳岳的騎6軍;席子珍的五臨警備旅;馬鴻賓的81軍;張勵生的察哈爾游擊軍;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白海風的新3師[29]。加上雜牌部隊,總兵力達十幾萬人,占到當時河套總人口(約26萬)的一半。
河套成為抗戰時期綏遠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后,境內人口劇增。到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河套已有人口36.42萬人。僅陜壩一地,人口由抗戰前的數千人猛增到五、六萬人??箲饎倮两椷h和平解放期間,又有各省民眾流入河套,到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底,本地區已有人口9.4萬戶、41.61萬人[30]。
    四、建國后的人口流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河套地區迎來大批建設者,他們來自全國各地。據統計,到1985年,河套地區約1.1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常住人口已達104.97萬人,占全盟總人口的74.5[31]。人口流動除正常的工農業建設需要外,還經歷了幾個特殊的歷史時期。
(一)三年困難時期
三年困難時期,外省災民大批涌入河套。據《巴彥淖爾盟志》記載:“這一時期,河套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均在下降,但由于災民流入,當地人口仍呈增長趨勢。”災民流入多少無法統計,但據官方資料顯示,1959年至1961年,巴盟人口出生率分別為23.6‰、20.9‰、19.7‰,年均21.4‰,較前三年年均24.9下降了3.57千分點;自然增長率分別為17.3‰、14.2‰、13.4‰,年均14.96‰,較前三年年均19.8‰下降了4.84個千分點;總人口分別為68.2萬、71.83萬、74.12萬,分別較1958年的65.47萬增加2.73萬、6.36萬、8.65萬,年均增加5.91萬人[32]。 增加人數尚不包括許多未落戶者。
    (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發端于50年代初,目的是緩解城市的就業問題,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席卷全國的浪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雖未從根本上改變當地的經濟、社會、甚至人口結構,卻在河套歷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
1956年7月,“當時從山西來河套青年墾荒隊793名人,分配到五原縣、安北縣、狼山縣和達拉特旗進行墾荒”[33]。這是建國后河套地區接納的首批外地墾荒青年。1958年,內蒙古政府又向河套移民2000戶,分別安置于杭錦后旗(600戶)、安北縣(400戶)、狼山縣(400戶)、五原縣(300戶)、臨河縣(300戶)。并撥款安置費總計12萬元[34]。50年代,河套地區還安置了“外地青年約1萬人,這部分人相當多的是城鎮‘可教育好子女’或城市貧民,女性占多數”[35]。
1964年3月11日,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動員和組織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文件精神,巴盟盟委成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安置工作辦公室”,并于當年6月將來自呼和浩特市、包頭市的579名知識青年分別安置到臨河縣、五原縣、杭錦后旗、烏拉特中后聯合旗的17個公社插隊落戶。1965年7月30日,天津市首批知識青年760人到五原縣插隊落戶。是年8月11日至18日,北京知識青年1150人分別到臨河縣、杭錦后旗插隊落戶……從1964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巴彥淖爾盟共接納各地知識青年5850人。其中北京1269人;天津1420人;呼和浩特855人;包頭1241人;其他城市1065人[36]。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從1968年夏季開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逐步由少數城市的小規?;顒?ldquo;演變為一場由國家統一部屬、各級革命委員會有步驟有組織地貫徹落實,迅速波及全國城鄉的運動。”[37]尤其是當毛澤東12月21日“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總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的講話發表后,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達到高潮。“1968年到1970年,巴彥淖爾地區下鄉知青達到6萬人。”[38]
1978年底召開的“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工作會議”結束不久,全國掀起一股知青自發返城的風暴,各級地方政府也持聽之任之的態度,絕大多數知青在河套迅速消失。延續十數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就此畫上了句號。
   (三)生產建設兵團
為加強戰備和邊疆建設的需要,1966年2月中共中央華北局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決定由內蒙古軍區負責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兵團司令部設在河套境內的包爾陶勒蓋。
1969年5月7日,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成立,兵團機關設在呼和浩特市。兵團先后共組建6個師,其中一、二、三師設在巴彥淖爾盟河套境內(四師設在海勃灣市;五、六師設在內蒙東部的錫林郭勒盟)。
以城鎮知識青年為主流的屯墾戍邊運動實際是一項系統的移民工程。兵團組建初,即向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浙江、江蘇、山東、四川、山西、陜西、河北、以及呼和浩特、包頭、集寧(包括巴盟各旗縣)等城市四處“招兵”。“到1970年8月,一、二、三師共接受知識青年達74046名。其中一師有21657名,二師有37794名,三師有14595名。到了1970年年底,三個師的在編人數達到了80557名。”[39]
一時間,兵團遍布河套大地,境內有三個師部和18個團。一師師部駐磴口縣巴彥高勒鎮,所轄8個團中有7個團駐扎河套;二師師部駐烏拉特前旗的烏拉山鎮,所轄11個團中的8個團駐扎河套;三師師部駐臨河縣(區)解放鎮,所轄6個師中的3個團駐扎河套。另外,駐河套地區的還有烏拉山發電廠、烏拉山化肥廠、臨河糖廠三個團級單位[40]。
    1975年6月24,國務院、中央軍委批準撤銷內蒙古建設兵團,并將河套境內的原兵團各團改變為農牧場。兵團解體前后,團場知青以病、困退理由大多返回原籍。“1975年,內蒙古兵團知青病、困退人數迅速增加。以該兵團一師為例,1969年—1975年6月,共病退938人,困退1362人。其中,病退的93.18%,困退的56.75%,是在1974年以后的一年半中辦成的。而1975年上半年的病、困退速度又比1974年翻了一倍。”“1975下半年,因兵團體制變動,……兵團的大批津、京知青通過病、困退返城。”[41]“曾經戰斗在巴彥淖爾大地上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三個師的5萬多名知識青年兵團戰士轉交給地方后到1978年底,留在國營農牧漁場內的已不足千人了” [42]。
   (四)烏蘭察布盟生態移民
上世紀末的1998年,為了改善生態環境,內蒙古自治區政府計劃分批將烏蘭察布盟后山一帶的化德縣、商都縣、察右前旗、察右中旗的貧困人口遷移到開發條件較好的河套西部地區。是年,已完成首批生態移民994戶3964人[43]。這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移民活動。也是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對外宣稱的“20萬生態移民和異地扶貧試點工程”及巴盟“再造一個河套”宏大計劃的一部分。
“1999年,來自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興和縣、察哈爾右翼前旗、察哈爾右翼中旗與商都縣的移民……陸續搬遷過來,共有3000多人安置在這個縣(磴口)的陶井移民區。”鑒于鹽堿和沙化嚴重,“2002年開始,移民撤出這里開始二次移民后,絕大多數陶井移民區移民家庭,分別遷到了磴口防沙林場、木雷灘、哈業烏蘇、阿茨與溝心廟等地。”[44]
注:
[1]《漢書·晁錯傳》。
[2]《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3][5]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89頁。
[4]陳育寧《鄂爾多斯史論集》。
[6]《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7]高尚志、馮君實《秦漢魏晉南北朝史》293頁、338頁。
[8][9]《隋書》“食貨志” ;“地理志”。
[10][12][13][16][19][20][22]轉引陶繼波《內蒙古河套地區移民的歷史考察》。
[11]《新唐書·食貨志》。振武,唐振武軍,駐東受降城(托克托縣)。天德,唐天德軍,駐西受降城(烏拉特前旗)。
[14] 王文墀《臨河縣志》。
[15] 《清史稿》藩部三。
[17][24][25][27][30][31][32]《巴彥淖爾盟志》445頁;305頁;335頁;309頁;307頁(表)。
[18]轉引《杭錦后旗志》163頁。
[21]《內蒙古文史資料》36輯“王同春與河套水利”。
[23]顧頡剛《王同春開發河套記》。
[26]《巴彥淖爾史料》第4輯“河套墾務沿革”。
[28]《巴彥淖爾史料》第6輯“段繩武創辦之五原移民村”。
[29]蔣曙晨《傅作義傳略》73頁。
[33][34][35][36][38]《巴彥淖爾文史資料》第二十輯鄭寶靑“歷史的回顧”。
[37][41]《中國知青總紀實》上卷459頁;中卷1015頁。
[39][40][42] 《巴彥淖爾文史資料》第二十輯孟戰役“巴彥淖爾大地上的建設兵團”。
[43]《內蒙古日報》1998.12.7。
[44]《北方新報》20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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