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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絲綢之路探析

在《大漠長河共滄桑———草原文化對中華文明的歷史貢獻》一文中,我曾提出:在我國的各條絲綢之路中,草原絲綢之路是起步最早(大禹時代)、歷史年代最多(自夏代至民國)、跨越時間最長(約4000多年),覆蓋地域最廣(整個北方中國)、通行路線最多(自山海關至額濟納旗)的。文章發表后,專家、學者有的表示贊同,有的提出商榷,也有人認為所謂“草原絲綢之路”純屬子虛烏有,完全不能成立。我認為,這一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他也關系到對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正確認識,以及一系列的相關問題。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加以分析。

  一、草原絲綢之路的起源與形成

  “絲綢之路” 是中國歷史上黃河、長江流域的中央王朝與周邊地區并延伸到更遠地區的貿易通道的稱謂。經過多年研究,史學界一般認為有自長安經河西走廊通西域的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自長安經青藏高原通向南亞的絲綢之路(高原絲綢之路),自成都經滇西通南亞的絲綢之路(“蜀身毒道”),自泉州經臺灣海峽通東南亞的海上絲綢之路。各條絲綢之路形成、發展的客觀條件存在明顯的差異,貿易對象、貿易內容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對外輸出的商品以絲綢、瓷器、茶葉等為大宗,相延成習,以“絲綢之路”命之。而草原絲綢之路則因其特點還有“皮毛路”、“茶馬路”的稱謂。

  絲綢之路的形成必須有二大要素,首先是要有相對穩定的大宗商品交換的需求,其次是要有在一定時期相對穩定的貿易通道。當然,這種通道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自然形態的,既所謂“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變成了路”,或者說“路是人走出來的”;另一種是人工修筑而成的路。兩種形態既可以相互銜接,又可以相互演變,如自然形成的路可經人工修筑成為大道通衢,坦途大道也可以因為失修而退化成自然通路甚至廢棄。

  對于草原絲綢之路來說,大宗商品交換的需求起源于原始社會農業與畜牧業的分工,中原旱作農業地區以農業為主,盛產糧食、麻、絲及手工制品,而農業的發展則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馬等);北方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為主,盛產牛、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產品,而缺少糧食、紡織品、手工制品等。這種中原地區與草原地區在經濟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關系,是形成草原絲綢之路的基礎條件。

  但是,作為草原絲綢之路的相對穩定的貿易通道形成于什么年代,目前還難以下定論。

  考諸史籍,黃帝時期可能是草原絲綢之路形成的重要年代。翦伯贊先生認為,“在神農、黃帝的時代,正是由采集、狩獵經濟轉化到農業、畜牧業經濟的時代”[1]。

  據史書記載,黃帝出身于北方游牧部落有熊氏,即以熊為圖騰的氏族,并首先發明了車輛,因此號為“軒轅氏”?;实劢y率以熊、羆、虎、豹、貔、貅作為圖騰的六個氏族,戰勝炎帝部族聯盟、蚩尤九黎部族聯盟,平定四方,“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2]交通往來的區域已經十分廣闊。黃帝統一了眾多游牧部族與農耕部族,使草原牧區與中原農區的經濟交換關系大為發展,“北和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使“大夫散其芭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互通有無,各得其所,從而形成中原與北方草原貿易往來的第一個繁榮時期。

  至堯、舜時期,已設立“司空”之職,專司管理路政。夏代又設“車正”,掌管車輛輿服之政,設“牧正”掌管牧馬之事,可見交通運輸已經具有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舜在承繼堯位之前,也曾在部落之間從事貿易,故史書中有“舜販于頓丘”[3]之說。這一時期,北方草原與中原地區的貿易也大為發展,其主角即是興起于內蒙古東南部赤峰地區的商族。

  據史書記載,商的始祖名契,大禹同時代的人。其母簡狄,為有娀氏之女。“狄”、“戎”皆為北方或西北草原游牧民族的稱呼,可見其出身于游牧民族。這一民族原居住于紅山、老哈河即史籍中所稱“紫蒙川”、“砥石地方”,因是處于燕山以北的草原牧區、燕山以南的農業地區、環渤海漁業地區毗鄰之地,具有貿易往來的有利條件,在契的統領下,舉族從事貿易活動。因其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又是舉族經商,故被稱為“商人”、“商族”。而由契的后代商湯代夏而立的王朝,也稱之為“商朝”。

  自契至湯歷14代,商族大規模遷居8次,逐漸從北方草原進入中原。其間,湯的十一世祖相土發明了先進的馬車,七世祖王亥發明了先進的牛車,載貨運輸,十分方便,遂為天下所學習[4]。商族的畜牧業和貿易都很發達,甲骨文中多有牲畜繁衍,一次祭祀可用牛、羊數百的記載。因此,周谷城先生認為,“商代的畜牧生活,大概是眾人所承認,而不成問題者。”[5]王亥率領牛車隊,以牛、帛充當貨幣,在華北從事貿易。王亥的財富引起世人的覬覦,狄人有易族殺死王亥,掠奪了他的牛車隊。王亥之弟王恒戰敗有易,奪回牛車[6]。王亥的子孫祭祀他要用300頭牛,禮節十分隆重。在自契至湯的數百年間,商族人自赤峰地區南越燕山,到達河北的易水流域,并溯黃河進入中原;或向東南,到達遼西、河北東部渤海灣一帶,乃至山東半島,應當形成了若干條較為穩定的貿易通道。

因此,自黃帝時代至夏朝,應當是草原絲綢之路起源與形成的時期。

二、原絲綢之路的延續與發展

  (一)商朝

  商朝是畜牧業、農業、手工業、商業都十分繁榮的朝代。商朝為征服北方的游牧民族進行了長期的戰爭。高宗武丁時期,征伐鬼方的戰役多達300多次。武丁平定北方,號稱商朝的“中興之主”。當時的人們歌頌道:“武王靡不勝”,“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7]這就形成了北方較為安定的社會局面,以至于朝貢、貿易之旅不絕于途,氐、羌之屬也成為中原的???。殷商之際,是中原與草原經濟、貿易交往大發展的時期,中原地區出土的大量畜骨及甲骨文記載,內蒙古地區考古發現的商代青銅器及中原風格的工藝品等,都是歷史的明證。但是,當時的貿易通道,則有待于考古發現與研究論證。

 ?。ǘ┲艹链呵?、戰國時期

  周朝的先民起源于西北的古羌族,在關中地區建立中央王朝之后,為保證北方安全,曾多次大規模用兵。周武王征伐戎狄,“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8]。這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規范的歲貢,即戎夷以土特產貢獻周王朝,周王朝則按貢品價值給予答賜的朝貢貿易。周康王曾一次俘獲鬼方人眾13000多名及大量牲畜、車輛。周穆王征伐犬戎,一次即“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即戰勝并俘獲了四個以白狼為圖騰、四個以白鹿為圖騰的犬戎部落。周宣王曾數次派大軍打到獫狁故地大原———河套北部地區,并派大將南仲在鄂爾多斯高原西部的黃河南岸(今鄂爾多斯市杭錦旗境內)修筑了朔方城,派兵駐守[9]。這應當是中原王朝在北方草原建筑的第一座城。不論是大軍征伐,還是保證朔方城駐守將士的軍需供應,都必須要有運輸通道。和平時期,這樣的通道也就成為“商道”。據史書記載,周朝的道路建設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尤其是京城及周邊地區,“周道如砥,其直如矢”[10]。

  據《穆天子傳》記載,穆王十七年(公元前930年),周穆王曾出京城成周,北行山西至內蒙古河套一帶,西行至青海、新疆,至昆侖丘,會見西王母。周穆王出行與返回時,均曾于犬戎、河宗氏之地停留并宴會,并互贈禮品,反映當時內蒙古中部地區與中原已有便利的交通。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原與北方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設置云中郡。云中成為重要的交通樞紐,東行可通達代郡(今河北蔚縣)、原陽(今呼和浩特市東南),西行可經九原(今包頭市麻池古城)達高闕(今包頭市西昆都侖溝)、或南行經榆中(鄂爾多斯市東部)至秦國都城咸陽,也可由云中直接西行榆中至咸陽。

  燕國位居河北省東北部、遼寧西部、內蒙古赤峰市地區,與東胡接壤。燕將秦開“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余里。”[11]遂于燕山北麓設置右北平郡,修筑道路,南行可經七老圖山(五虎瑪梁)、渡濡水(今灤河)、過漁陽(今北京市密云縣西南)至薊(今北京市);北行可沿老哈河、過西拉木倫河至大興安嶺以西的呼倫貝爾地區。

 ?。ㄈ┣丶皾h時期

  秦始皇掃平六合,一統華夏,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修筑馳道以方便運輸。在趙國“直南”路的基礎上,拓展延伸,修筑了著名的“直道”。秦直道自云陽(今陜西省淳化縣西北)經陜北、鄂爾多斯高原直達九原,因其“塹山堙谷,直通之”,故名“直道”。秦直道全程為秦制“千八百里”,合今制700公里左右。路寬50步,并“隱以金錐,樹以青松”,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雖未全部完工,但是已經具備了通行的條件。秦始皇死后,其運尸體的轀辌車就是從九原經直道運達咸陽的。

  秦始皇還修筑了北方邊郡大道,自碣石(今河北省昌黎縣北)西北行,沿燕山南麓出雁門、抵云中、渡黃河、經上郡(今陜西省榆林市東南)至咸陽。秦始皇北巡曾走過這條大道。


  漢武帝數破匈奴,廓清漠南,將蒙古高原正式納入漢朝版圖,中原與大漠南北道路暢通,主要有:

  稒陽道。自九原經石門水(今昆都侖溝)、光祿城(今達茂旗百靈廟林場漢古城)西北至受降城(今烏拉特后旗烏力吉境內漢長城附近);

  云中經五原至隴西道;

  定襄至匈奴漠南單于庭道,即著名的“白道”,于今呼和浩特北越陰山的蜈蜙壩至草原;

  代郡至瀚海(今貝加爾湖)道;
  右北平郡至弓盧水(今克魯倫河)道;
   朔方高闕塞至漠北匈奴龍城(今蒙古國鄂爾渾河西側的和達木湖一帶)道;
   西河郡經雞鹿塞至受降城道;
   北地至居延道;
  自酒泉至居延、北行至匈奴龍城的居延道路。

 ?。ㄋ模┍蔽?、隋、唐時期

   拓跋鮮卑發祥于大鮮卑山(今大興安嶺北麓嘎仙洞),經數百年輾轉遷徙,南越陰山,建立代國。至拓跋珪更國號為魏,史稱“北魏”。北魏統一了北部中國,相繼建都盛樂(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并建成了平城經盛樂至五原、平城經牛川(今烏蘭察布市黃旗海)至和龍(今遼寧省朝陽市),平城經云中至統萬城(今烏審旗南白城子)、平城越陰山至大漠南沿(今西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北境)、平城至安北六鎮以及連通安北六鎮的交通要道;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主要有五原至兔園水(今蒙古國圖音河)、已尼陂(今俄羅斯貝加爾湖)、石水(今蒙古國色楞格河支流齊老圖河)的道路,張掖經居延塞北行的道路,牛川至弱洛水的道路,盛樂經白道至鹿渾海的道路。

  隋、唐時期,大漠南北與中原地區的交流十分密切。隋朝在漠北形成了突厥五可汗之間的東西間道路,漠南形成了以定襄即大利城東西延伸的道路;自漠南通往漠北的則有黃龍道、盧龍道、幽州道、恒安道、白道、夏州道、靈武道等多條南北通衡。

  唐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東突厥被唐攻滅,大漠南北統一于唐。唐朝于陰山南麓置三受降城,道路相通,并可南達長安,北抵磧口(今陰山北麓草原);并有勝州經夏州靈州至甘州,行至夏州、延州;單于大都護府南行至朔州、太原府,北行經白道至磧口的道路,從而形成干道相連的交通網絡。漠北諸部酋長尊唐太宗為“天可汗”、“天至尊”,遂開辟了自漠北回紇牙帳(即唐安北都護府,在今蒙古國杭愛山哈拉和林一帶)經鸊鷉泉達西受降城南行至長安的“參天可汗道”、“參天至尊道”。唐太宗在這條路上設置了六十八個驛站,備有馬匹、酒肉、食品,以供使臣往來之需,各部每年貢貂皮作為賦稅[12]。

發達的道路網絡有力地促進了貿易的發展。以唐與回鶻的馬捐貿易為例,“安史之亂”以后,自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回鶻西遷前的80年間,回鶻向唐王朝輸出馬匹上百萬,賜回絲綢達2000萬匹以上?;佞X購得的絲綢除少量為貴族使用外,大部分向西運輸到大食、印度,甚至輾轉運銷至羅馬。

(五)宋、遼、金、西夏時期

  宋、遼、金、西夏時期,雖然常有戰爭,但是貿易并未禁絕。北宋與遼在邊境地區設置榷場互通有無。保持時間較長的有宋方于雄州(今河北省雄縣)、霸州(今河北省霸縣)、安肅軍(今河北省徐水市)、廣信軍(今河北省徐水市東)設置的榷場;遼方于新城(今河北省新城縣舊城)、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設置的榷場。宋方輸出的主要是香料、茶、瓷器、漆器、繒布、稻米、書籍等,遼方輸出的主要是羊、馬、駱駝、鹽等。

  北宋與西夏的貿易范圍廣、規模大,西夏輸出的主要有馬匹、青鹽及牛、羊、駱駝、毛皮、甘草等,北宋輸出的主要是糧食、茶葉以及鐵器、絲綢等。

  南宋與金的榷場貿易也很繁榮,雙方在淮河沿岸及西部邊境設有六個榷場,南宋輸出的以茶葉、棉花等為大宗商品,金輸出的主要是北珠、毛皮、北綾、番羅等。

  此外,民間的黑市貿易規模也很可觀,僅光州(今河南省潢川縣)一處,每年私相交易的茶葉即可達數十萬斤,牛七、八萬頭。

  由于貿易規模大,運輸量也十分可觀。

  遼朝以連通上京(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南)、中京(今赤峰市寧城縣大明城)、東京(今遼寧省遼陽市)、南京(今北京城西南)、西京(今山西省大同市)的道路網為骨干,形成了可北達寶韋、烏古,東北至黃龍府、渤海國、奴兒干城,西北至突厥、吐谷渾,西至豐州、朔州、夏州達西夏,南通北宋的道路網絡。

  金代遼而立,道路亦有擴展,可通至龍駒河(今中蒙邊境之克魯倫河)、移米河(今呼倫貝爾市伊敏河)、斡里扎河(今蒙古國東方省烏爾集河)等地。

  西夏自國都興慶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至遼上京筑有“直路”,至居延故城筑有黑水鎮燕軍道,至狼山筑有黑山威福軍道,黑山威福軍至黑水鎮燕軍道,至漠北阻卜、拔母思部的通道等。

  宋、遼、金、西夏之間,商旅往來,十分繁忙。

 ?。?nbsp;蒙元時期

  成吉思汗建立橫跨歐亞的蒙古汗國,道路四通八達,并建立站赤(驛站)制度,窩闊臺汗時期加以完善。至元朝建立,以上都(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金蓮川)、大都(今北京城)為中心,設置了帖里干、木憐、納憐三條主要驛路,構筑了連通漠北至西伯利亞、西經中亞達歐洲、東抵東北、南通中原的發達的交通網絡。元代全國有驛站1519處,備有馬、牛、驢、駱駝、車、轎等。并在交通樞紐處設有車站,全國約有站車4000輛,大都陸運提舉司的站車即多達500輛,專門運輸金、銀、寶、貨、鈔帛、貢品等急需貴重物資。如站車不夠,可以隨時雇傭民間牛車[13]。

  蒙元時期是草原絲綢之路最為鼎盛的時期,歐洲、阿拉伯、波斯、中亞的商人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往來中國,商隊不絕于途。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等都曾記述過這一狀況。元上都、元大都成為世界聞名的商業中心,誠所謂“酒館書填金,市中商賈集,萬貨列名琛”[14]。為方便貿易,自窩闊臺汗時“詔印造交鈔行之”[15],與銀并行流通。1982年,在呼和浩特市東郊的萬部華嚴經塔(俗稱白塔,位于元代豐州治所)發現了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鈔票實物———“中統元寶交鈔”;在額濟納旗相繼發現“中統元寶交鈔”、“至元通行寶鈔”,即是歷史的證明。在內蒙古各地發現過大量蒙元時期的瓷器。特別是1970年于呼和浩特東郊豐州故城發現的元代鈞窯香爐,造型雄渾大氣,制作極其精美,堪稱國寶。在元代集寧路故址發現的窯藏瓷器,匯聚了內地各大名窯的精品,足以說明當時貿易的興盛。在內蒙古各地發現的基督教、伊斯蘭教遺跡,也充分說明了當時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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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建立以后,與北元經歷了長期戰爭,蒙古各部之間也戰亂不斷,道路廢棄,貿易停滯。至永樂年間(公元1403———1424年),明朝廷與蒙古兀良哈部在遼東互市。正統年間(公元1436———1449年),明朝廷與蒙古在大同開展互市貿易。但受戰爭影響,時斷時續。明中葉,漠南蒙古阿拉坦汗強盛,因蒙民“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通過戰爭得以與明朝廷達成協議,開邊互市,沿長城各鎮東自宣大、西至延寧開放互市場所13處,蒙民以馬匹及其他牲畜、皮毛等換取內地糧食、茶葉、布帛、瓷器、農具、鐵器等。據統計,萬歷六年(公元1578年)至萬歷四年(公元1582年),張家口、大同、寧夏等地互市銷售的梭布從50萬匹增加到100萬匹左右[16]。阿拉坦汗所建的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舊城)成為商業中心、交通樞紐,其商路南達山西大同、河北宣化,西南達陜西榆林、寧夏銀川,北達哈拉和林、克魯倫河。具體為——

  歸化城向南過云川衛(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過殺虎口達長城內側水泉堡;

  歸化城往東南經奄遏下水海(今烏蘭察布市涼城縣岱海)抵大同;

  歸化城往東沿元代豐州至上都驛路至獨石口、薊鎮邊外一帶;

  歸化城往北經白道越陰山至漠北哈拉和林、臚朐河(今克魯倫河);

  歸化城往西南經鄂爾多斯至陜北、寧夏,進入河西走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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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康熙皇帝平定噶爾丹叛亂,在內蒙古設五路驛站,即——

  喜峰口驛路。自北京出喜峰口北行卓索圖盟、昭烏達盟、哲里木盟至札賚特旗哈達罕為終點;

  殺虎口驛路。自北京行經殺虎口至歸化分為南至鄂爾多斯、北至烏拉特三公旗的兩條路線;

  古北口驛路。自北京出古北口行經昭烏達盟至錫林郭勒盟烏珠穆沁左翼旗阿魯噶木爾為終點;

  獨石口驛路。自北京出獨石口經察哈爾、昭烏達盟至錫林郭勒盟浩濟特旗胡魯圖為終點;

  張家口驛路。自北京西行經張家口、察哈爾右旗抵歸化城[18]。

  清政府又設置自北京至外蒙古庫倫(今烏蘭巴托)、科布多、烏里雅蘇臺軍臺及中俄邊境卡倫站道,黑龍江西北路軍臺及呼倫貝爾中俄邊境卡倫站道,形成了覆蓋蒙古草原的道路網絡,不但保證了軍事需要,也為旅蒙商的興盛創造了條件。

  自康熙征伐噶爾丹始,為保證軍糧、草料及其它用品供應,即批準漢商進行隨軍貿易,俗稱旅蒙商。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世,旅蒙商發展興旺,內蒙古的歸化、多倫諾爾、包頭,以及赤峰、經棚、小庫倫等地逐漸形成商賈云集的商業城鎮。外蒙古的大庫倫、科布多、烏里雅蘇臺、恰克圖等也成為旅蒙商匯聚的商業城鎮。以這些商業中心城鎮為樞紐,則形成了溝通大漠南北的商路——


  以歸化、包頭為樞紐,至庫倫、烏里雅蘇臺、新疆、北京、張家口的商路;

  以多倫諾爾為樞紐,至貝子廟(今錫林郭勒盟錫林浩特市)、庫倫、恰克圖、呼倫貝爾、哈爾濱、沈陽、承德、北京、張家口的商路;

  還有阿拉善厄魯特蒙古自定遠營至寧夏、北京、民勤、達來庫布、庫倫的商路,額濟納土爾扈特蒙古自達來庫布至酒泉、外蒙古三音諾顏部、土謝圖汗部、庫倫的商路[19]。

  旅蒙商的發展是草原絲綢之路最后的輝煌。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后,外蒙古在沙俄策動下獨立,旅蒙商遂走向衰落。至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曾經盛極一時的旅蒙商趨于式微。

三、草原絲綢之路的歷史影響

  如前所述,草原絲綢之路在歷史上不僅是真實地存在的,而且世代延續,演變發展,并對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草原絲綢之路形成最早、延續時間最長、通道最多、覆蓋地域最廣。

  西北沙漠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皆興于漢代,高原絲綢之路興于唐代文成公主入藏與松贊干布和親,東南海上絲綢之路興于宋代、元代,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則早得多。值得重視的是,中華民族最早的龍、鳳造型都是發現于赤峰地區,后來成為中華文明尤其是中央王權的重要象征,說明早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形成了從赤峰地區通達中原的重要通道。

  西北絲綢之路、高原絲綢之路自唐朝后期走向衰退,東南海上絲綢之路受明、清政府實行海禁的影響而式微。惟有草原絲綢之路,在歷史上屢次衰而復興,直至民國初葉,延續數千年而不輟。

  各條絲綢之路都是一條主要通道,相對穩定。惟有草原絲綢之路,是以多條南北向、東西向通道呈網絡狀展開,覆蓋了極其廣闊的地域,而且在歷史上屢有變遷,在不同的朝代形成了不同的格局。有的學者據此認為草原絲綢之路不存在,無疑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草原絲綢之路貿易通道的變易,受到自然、社會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從總體上分析,是適應了時代發展的要求,因而能夠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貿易通道變而不斷、變而常新,蔚為歷史大觀。

  其次,草原絲綢之路表現出中原民族與草原民族自古以來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

  由于中原地區、草原地區自然環境迥然相異,經濟結構特點不同,形成了長期的、相對穩定的、大宗的商品交換的需要。這種需求是中原農耕民族與草原游牧民族形成相依相生、互惠互利的經濟關系的客觀基礎。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草原地區提供的牛、馬等牲畜有力地推動了中原農耕文明的發展,草原民族的生活習俗“胡風南漸”,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原民族;同時,中原地區提供的大量生產資料、生活資料,也適應了草原民族的生產、生活需要,促進了草原地區的開發與繁榮。

  因此,草原絲綢之路的興衰對中原與草原地區的社會局勢關系十分緊密,商路通則休兵息戈,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繁榮昌盛;商路不通則烽煙頓起,兵戈相向,生靈涂炭,人民流離失所。所以,草原絲綢之路在中國歷史上,是關系國計民生的“血脈線”,是中原人民與草原人民休戚與共的“生命線”。

  第三,草原絲綢之路不是單純的“商路”,而且對中華文明的形成、中華民族的發展產生過廣泛、深遠的影響。

  草原絲綢之路是草原民族南下、中原民族北上的通道。自古以來,狄、戎、匈奴、鮮卑、氐、羯、突厥、契丹、女真等草原游牧民族融入漢族,使長江以北的漢族屬蒙古人種,與草原民族血脈相通。這是漢族形成、壯大的重要原因。

  在中國歷史上,不乏草原民族循草原絲綢之路南下,定鼎中原,建立中央政權的例證。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二次大統一,是由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奠定基礎,而由具有相當鮮卑血統的隋朝楊氏政權、唐朝李氏政權完成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三次大統一,則是由蒙古族的成吉思汗至其子孫完成的。

  在中國歷史上,也不乏中央政權循草原絲綢之路拓地開疆,維護國家統一的例證。漢武帝派遣衛青、霍去病、李廣利、趙破奴等數伐匈奴,將大漠南北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唐太宗擊破突厥而收置其眾,并設安北都護府以轄其地;康熙皇帝平定噶爾丹叛亂,使漠北草原統一于中央政權,都為今天中國的版圖奠定了基礎。

  因此,草原絲綢之路“閱盡人間滄桑”,是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發展的歷史見證。

  第四,草原絲綢之路對推動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草原絲綢之路自古以來就是聯結中原文明、草原文明、中亞文明、西亞文明、歐洲文明的紐帶。早在約8000年前的興龍洼文化時代,草原先民就與西方交往。在4000多年前,在橫跨歐亞大陸北部的草原地帶,形成了綿延萬里的細石器文化帶。西周時期,東胡的青銅文化經西伯利亞向西,影響到波羅的海沿岸。匈奴崛起大漠,其統治中心龍城成為草原文明與中原文明、西方文明的交匯地。在內蒙古各地,曾多次發現東羅馬帝國的金幣、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以及東羅馬商人的墓葬、基督教聶斯托里派(即景教)墓葬,產自西亞、歐洲不同時期的金器、銀器、琉璃制品、工藝品等,說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草原絲綢之路在東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特別是匈奴西遷、突厥西遷、契丹耶律大石西遷并建立西遼國、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率蒙古大軍的西征,深刻的改變了世界歷史的政治版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遠影響。

  追憶歷史,草原絲綢之路曾經書寫了輝煌的篇章。在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內蒙古走上了沿邊開放主攻手的位置,特別是滿洲里、二連浩特、策克等18個重點口岸,成為“向北開放”的戰略前沿,草原絲綢之路必將重現生機,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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